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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帕列·杜尔的身材很魁梧，他喝起酒来就像一块吸水海绵，像是一只永远也装不满的桶；他打起鼾来就像一窝猪在打鼾一样；他的脸看起来又红又肿。

    “他就像猪一样愚蠢！”帕列·杜尔夫人，也就是格鲁姆先生的女儿玛丽说道。

    很快，她就厌恶了这种生活，但实际上这没有任何好处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餐桌上的饭菜已经放凉了，帕列·杜尔还在猎取狐狸，而夫人也没有回来。直到半夜，帕列·杜尔才回来，而杜尔夫人一直到天明都没有回来。她不喜欢鲁尔贝克，于是她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就骑着马走了。

    天气阴冷而潮湿，风嗖嗖地刮着，一群黑鸟欢快地叫着，从玛丽的头上飞了过去，它们不像她一样无家可归。

    她先往南方走去，一直走到接近德国的边界，她用几个镶嵌着宝石的金戒指换了一些钱，然后向东走去，接着又回头往西边走来。她漫无目的，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；她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坏，她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感到愤怒，连对上帝也是这样。没多久，她由于体力不支，再也无法挪动脚步，最后倒在了草丛上。这时，一只田凫飞了过来，这只鸟儿像平时那样尖声叫道：“你这个贼！你这个贼！”她从未偷过邻居的东西，但是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曾经让别人为她掏过树上刚出生的小鸟。现在，她想起了这件事情。

    从她躺着的地方能够看见海滩上的沙丘，那里住着渔民，但是她没有一丁点气力走过去，因为她病得实在太厉害了。白色的海鸥狂叫着在她的头上盘旋，就像她家里的花园上空飞过的白嘴鸦、乌鸦和穴乌一样。鸟儿飞得很低，离她很近很近，她仿佛看见它们变成了漆黑一团，而这时她的眼前已经是一片黑夜了。

    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已经被人抱了起来，一个身材健壮的男子正把她抱在怀中。她望着他那张满是胡子的脸，他的一只眼睛上有一块疤痕，看起来就像把他的眉毛分成了两半。他把她抱到了船上，船长狠狠地责备了他，说他不应该这样做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船开了，玛丽·格鲁姆没有上岸，而是跟着船一起走了。她还会不会回来呢？是的。但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？

    牧师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，而且他可不是编造的，这段奇特的经历，他是从一本可靠的古书里得知的。我们就把这本书取出来亲自读一读吧。

    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德维·霍儿贝25写了很多有价值的书和有趣的剧本，从这些书里我们能够了解到他的那个时代和人民。他的信中提到过玛丽·格鲁姆，以及他在什么地方遇见了她。这很值得听一听，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忘记养鸡人格瑞德，她在那个漂亮的鸡舍里，过得非常惬意。

    很多很多年过去了。

    一七一一年26，哥本哈根鼠疫肆虐。丹麦皇后回到了她的娘家德国，国王也离开了首都，只要有机会离开的全都离开了，就连能得到免费食宿的学生，也在想办法逃离这个城市。这些学生之中有一位，也就是留在所谓的波尔克学校宿舍的最后一位学生，现在也要走了。凌晨两点的时候，他背着一个装满书籍、稿纸的背包动身了。

    城市上空弥漫着一层黏湿的雾气，他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许多房门上面都画着交叉的符号，表明屋内有鼠疫或是人全都死掉了。从圆塔通往王宫的那条宽阔的大街上，也看不见一个人。这时，一辆很大的马车从学生身旁驶过，车上装的全都是尸体，年轻学生赶紧用双手捂住脸，拼命地闻着铜匣子里浸满酒精的海绵，这是他专门为自己准备的。

    街上的一个酒馆里传来一阵杂乱的歌声和苦笑声，这些人通宵喝酒唱歌想以此忘记现实，忘记已经来到门前的死亡，他们就要被装进货车里去陪伴那些尸体了。年轻学生急忙跑向前方的一座桥，那里正停着几只小船，其中一只正要起航离开这座鼠疫肆虐的城市。

    “如果上帝让我们保留生命，而我们又一路碰上顺风的话，我们就驶向法尔斯特27附近的格兰森德。”船主说完，就问搭船的学生叫什么名字。

    “路德维·霍儿贝。”学生回答。那个时候，他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学生而已，他的名字和普通人的名字一样，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了；而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丹麦最值得骄傲的名字之一了。

    船从王宫附近开了过去，当它驶进宽阔的水域时，天还没有亮。一阵微风拂来，船帆鼓了起来。年轻学生面朝着微风坐着，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，而这是一件最不可取的事情。

    第三天早晨，船到达了法尔斯特。

    “你认识什么人吗？好给我介绍一间便宜的房子。”霍儿贝问船长。

    “我想你可以去博尔胡斯的摆渡妇人那里，”船长回答道，“你要礼貌一点，把她称做索伦·索伦森·莫勒妈妈！不过，假如你对她特别客气，她反而会变得非常粗暴！因为她的丈夫犯了罪被关起来了，她必须靠自己撑船维持生活。她的拳头可厉害了！”

    年轻学生背上背包，径直来到摆渡妇人的屋前。门没有锁，他打开房门走进一间铺着方砖的房间。房间里最值钱的是一个放着皮革的凳子，凳腿上拴着一只白色的母鸡，旁边还围着一群小鸡。水碗被它们踩翻了，水流的满地都是。房间里没有人，隔壁房间里只有一个摇篮，里面躺着一个婴孩。渡船开回来了，里面只坐着一个人，分不清楚是男是女。那个人穿着一件宽大的风衣，头上戴着一顶像兜子一样的帽子。

    船终于靠岸了，一个女人走了出来，她径直走到了房间里。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，她的样子看起来很精神，乌黑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她就是摆渡妇人索伦妈妈。白嘴鸦、乌鸦和穴乌把她叫做另外一个名字，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。

    她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而且也不喜欢说话，不过她说的话足以表明她的立场，那就是：哥本哈根的疫情没有好转之前，年轻学生可以一直住下去，并且可以跟她搭伙。

    常常有一两个不错的人来这里拜访，他们是从附近的镇里来的，一个叫做佛兰德，一个叫做西沃尔特。他们在房子里喝着啤酒，和年轻学生聊天。学生是一很有学问的年轻人，他不但熟知自己的专业，还会希腊文和拉丁文，并且知道很多深奥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一个人知道的越少，负担就越小！”索伦妈妈说道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索伦妈妈用碱水洗完衣服，又把一个树根劈成了烧火用的木柴。

    “你的生活够艰辛的！”霍儿贝说道。

    “这跟你没有关系！”她回答。

    “你从小就这么辛苦操劳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看看我的手吧！”她说完，便伸出一双细小而粗糙的手，手指甲都被磨光了。“你不是有学问吗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出来吗？”

    圣诞节那天，雪花四处飞舞，天气冷极了，呼啸的狂风一阵比一阵厉害，风里就像含有硝酸一样，要把人的脸洗一番。索伦妈妈一点也不在意，她用风衣裹住自己，把帽子严严实实地扣在脑袋上。刚到下午天就黑了，屋子里漆黑一片，她往火里添了一些木柴和泥炭，便坐下来缝补她的袜子。没有人帮她做这种事情。晚上，她和年轻学生说了很多话，比白天说的话要多一些，她在讲述跟她丈夫有关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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